尽管Ⅲ期临床研究ORIENT-11的结果显示，与单纯化疗相比，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显著延长了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信迪利单抗仍然被FDA拒绝批准上市。
尽管Ⅲ期临床研究ORIENT-11的结果显示，与单纯化疗相比，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显著延长了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信迪利单抗仍然被FDA拒绝批准上市。牛津大学的癌症医学教授David Kerr在国际媒体上针对这一事件分享了他的意见。
David J.Kerr
牛津大学的癌症医学教授
最近，围绕着中国药企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引发许多争论，该药企正在推动一种名为信迪利单抗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美国上市。该药企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对比了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vs化疗方案，试验结果为阳性，但这项研究完全在中国境内进行。
该方案的申请被提交给FDA，但遭到FDA的拒绝。FDA的拒绝考虑到ORIENT-11选定的研究终点、标准治疗（对照组并非美国当前使用的PD-1单抗）、药代动力学数据不足和竞争力等不同的因素。鉴于已经批准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数量已经较多，现在还需要更多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这项研究只在中国患者中进行（不是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这导致在美国和中国的关键意见领袖和药监机构之间引发了一场讨论。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创新西药的接受者。中国药监机构的审批基于药物的获益大小等因素，可能需要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桥接研究或某种形式的交叉研究，如果药监机构认为这种疾病在中国的病因学不同，那么药企可能需要额外开展一项独立的随机试验来证明该方案在中国患者中的获益。
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型制药公司通常开展多中心试验，从世界各地招募患者，然后进行一些亚组分析，看看各亚组的风险比（HR）是否相同，是否不论种族均能获益。当然，这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假设，例如用于治疗肺癌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研究人员对EGFR突变开展研究，而这种EGFR突变在东亚人群中更为常见。
回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据我所知，没有研究数据表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在不同种族患者中存在任何重大差异。那些从西方流向东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其缓解率似乎非常相似，药物分布和药代动力学相对明确，并且似乎不因患者的种族而产生差异。
现在随着创新科学的发展，更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药物出现，更多的药物从东方流向西方。在这种背景下，需要谨慎考虑中国药物在西方的审批上市需要哪些试验数据：例如，进行一项以中国患者为主的研究，然后根据疾病病因学在中西方是否存在不同，在相对数量较少的白人患者中进行一项小规模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或交叉研究？是否需要在白种人患者中开展额外的随机试验来研究中国的药物？
世界各地的药监部门联合，制定具有一致性的规则
肿瘤学家团体非常乐见国际间合作，非常高兴看到临床试验纳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足够多的受试者，评估药物在不同种族患者中的毒性模式、反应率等，寻找微妙但可能重要的差异。开展全球化的癌症试验很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各个国家的药监部门应该联合起来。对于新治疗方案审批真正需要哪些信息，世界各地的药监机构应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性。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建立一套规则，就可以针对未来的新药上市一致地应用这些规则。
看看《胸部肿瘤学杂志》（J Thorac Oncol）发表的文章（ORIENT-11研究OS数据），（美国FDA的决定）公平吗？在科学上合理吗？是不是有种族偏见？
参考文献
David J.Kerr.Treatments From China:What Data Are Needed and Who Decides?-Medscape-Oct 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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