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届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16）把Mary J. Matthews病理与转化医学研究奖（Mary J. Matthews Pathology/Translational Research Award）颁给英国阿伯丁大学的病理学教授Keith Kerr，以表彰他在胸部肿瘤病理和转化研究领域的贡献。
编者按：第17届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16）把Mary J. Matthews病理与转化医学研究奖（Mary J. Matthews Pathology/Translational Research Award）颁给英国阿伯丁大学的病理学教授Keith Kerr，以表彰他在胸部肿瘤病理和转化研究领域的贡献。Keith Kerr教授从事病理学工作逾35年，在肺癌病理分类和指南制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肿瘤瞭望》有幸在会议现场采访了Keith Kerr教授，邀请他点评了PD-L1作为预测标志物的价值。
《肿瘤瞭望》：祝贺您获得Mary J. Matthews病理与转化医学研究奖，能否请您分享您的获奖感受？
Keith Kerr：
这个奖项是巨大的荣誉，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获奖，我的优秀同侪走到我面前把这个奖项颁给我，让我感到局促，但是我真的也很开心。
《肿瘤瞭望》：对于PD-L1作为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价值，学界有诸多争议，您对此有何看法？
Keith Kerr：
免疫组化测定的PD-L1表达水平在临床中有预测价值，我认为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些质疑的声音也许是因为对这个生物标志物有误解，或者有不合理的期望。肺癌学界已习惯EGFR突变和ALK融合基因这类的生物标志物，它们能划定肺癌的一个生物学类型，指导这个肺癌类型的治疗用药。免疫组化检测的PD-L1表达与靶向PD-1/PD-L1的治疗与上述情况不同，PD-L1不能作为明确的标志物，我也不认为免疫肿瘤学领域能有像EGFR突变这种强有力的标志物。未来我们应在PD-L1免疫组化检测方面做更多研究。
《肿瘤瞭望》：请您谈一谈您在WCLC 会议所做的几项报告。
Keith Kerr：
在“生物标志物的价值（The Value of Biomarkers in Lung Cancer）”的演讲中，我介绍了PD-L1检测，以及当前环境下用PD-L1筛查免疫治疗患者的作用。我尝试着给观众讲解PD-L1生物标志物是什么，如何操作，我们基于一个PD-L1表达水平的cut-off值对患者进行分类，把PD-L1表达水平较高的一组称为“PD-L1阳性”患者（虽然这个表达不算太好）。在这一类型的患者中，我们并不期待所有人都对免疫治疗药物有效，这并非因为PD-L1是一个不理想的生物标志物，而是因为免疫治疗面临的特定生物学特性。这是我的演讲重点。
我另一项“SC24：不确定结节的治疗”专场的报告是“病理学家在不确定的肺结节（indeterminate pulmonary nodules.）患者管理中的作用”。在诊断不确定肺结节时，我们病理学家的角色和肺癌/其他肺部疾病诊断时没有什么不同，病理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接收患者标本进行检测，结果是发现癌症或其他疾病的证据，或者无法作出诊断，对于不确定肺结节患者以及任何其他患者都是如此。我认为，病理学家应该参与该患者诊疗团队的讨论，比如讨论获取活检组织的最佳方式，或基于患者临床情况的潜在鉴别诊断（potenti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但病理学家的基础作用是病理诊断。
《肿瘤瞭望》：能否谈一谈您在英国胸科协会（BTS， British Thoracic Society）指南和CAP分子检测指南中所做的工作？
Keith Kerr：
在英国胸科协会的间皮瘤指南中，作为一个病理学家，我和团队的其他人为恶性胸膜间皮瘤的诊断写了指南陈述（statements）。我们特别重视使用免疫组化检查作为辅助诊断。在主流临床实践中，诊断方面没有大的改变，一些新的分子诊断方法似乎很有前途，但要说在指南中强烈推荐这些技术应用到常规临床，此时还缺少相应数据。
CAP指南由美国病理学会（CAP）、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和美国分子病理学学会（AMP）三大权威学术机构发布。该指南之前只关注了EGFR突变和ALK融合基因的检测。新的指南将在2017上半年公布，广泛覆盖了新发现的可用靶点及其治疗。指南将讨论KRAS、BRAF、ROS1、RET、HER2以及许多其他标志物的相关推荐，不仅是ALK和EGFR。肺癌检测最近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期待着该指南的推出并发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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