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0日，第八届乳腺癌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肿瘤瞭望》采访了大会执行主席江泽飞。内容如下：

　　《肿瘤瞭望》：首先祝贺第八届乳腺癌高峰论坛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请您介绍一下本次大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期待。

　　江泽飞教授：这次大会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盛会。我们是本着“国际进展，中国进步”的方式来举办。4月11日是我们的全体大会，会有将近1千人参会。4月10日我们安排了一些专场，如继续教育专场、转化医学、多学科治疗如脑转移、骨转移的化疗管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国际的进展，结合自己的临床实际来谈一些心得和体会。我们也会有一些点评、投票的环节。

　　《肿瘤瞭望》：您如何看待大数据时代的医疗决策。作为医生如何在临床中更好地实践它？

　　江泽飞教授：坦白讲我们也都在学习中。这次我会有一个报告，即治疗决策如何从个体化走向精准医学。我们在整个治疗决策过程中，过去是以群体医学的模式，某一群人都用某一种治疗方法，后来变成了分类治疗。到了分类治疗以后，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个体化的医疗决策。到了今天大数据时代，我想我们应该走向精准医学。或许我们一些同道没有意识到这个发展的速度，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临床研究，过去都是做加法的，比如说，原来是紫杉类，紫杉加吉西他滨优于紫杉类，紫杉类加上卡培他滨更优。一步步这样走过来以后，现在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方案。可到今天为止，当你面临一个患者决策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临床研究的数据可能会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恐怕需要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选择优化的策略。同时，以前我们传统治疗都是一线、二线、三线，一线治疗失败二线，二线治疗失败三线。问题是有些患者可能对第三线治疗是最敏感的。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事先的基因学测定，准确地找到靶点以后，使这些有效的靶向药不必等到化疗失败后再来用。所以我的理解是，未来在大数据时代，应该结合真实世界，也就是real world 所发生的事件，综合一个一个临床研究的结果，在信息化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基因测序，来精准地预测该患者的反应性，什么最有反应，应该用什么治疗作为优先。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和专家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探索，有一些解读。

　　《肿瘤瞭望》：您刚才提到了个体化医学和精准医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两者的核心是什么。

　　江泽飞教授：我觉得个体化医疗应该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涉及到同病异治，比如我们把乳腺癌分为Luminal A like、Luminal B like、三阴性或者HER2阳性，应该说这是一种个体化的分类治疗。也就是说，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有效医疗方案。但是到了现在基因测序和大数据时代以后，我想所谓的精准医学应该是以个体化医疗作为基础，以新一代的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前提，同时在大数据和生物信息迅速发展的时候所综合出来的通过基因测序来衡量患者的预后和最优化医疗方案的一种医学模式。当然这种模式或许很快可以应用于眼前，其实我们也有这些方面的探索，或许我们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想数据时代、精准医学的决策这一天其实已经到来了。

　　《肿瘤瞭望》：您刚刚参加了St. Gallen国际乳腺癌大会，并担任St. Gallen共识的投票专家，之前我们也请您总结了这个会议的亮点，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次共识的更新，或者会议中您觉得有哪些留有遗憾的地方？

　　江泽飞教授：我觉得这个会议是一个盛会，我们的遗憾不多，大家都非常地高兴能够参与这样一种国际决策。遗憾的是，一开始机器就坏了，票数不好数，我们就举手。举手其实也很热闹，但问题是我们参会的专家在台下是数不过来的。所以回来解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数不清百分比。事实上他们已经把这个结果发给了投票专家，而我们应该在这一两天会给他们反馈我们的意见，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大家都在看热闹看票数的时候，其实票数不一定是最决定的（因素）。大家一定不要忘掉，确定的东西是不需要投票的，只有有争议的东西需要投票，投完票以后不见得就一定会写到（共识）上。有些时候哪怕只是几个人的反对，也会使得它不会（写到共识上）。比如说在台上，我们所表决的，对于化疗后激素水平还低的才采取卵巢抑制，我认为这是会误导（大家）的，因为如果想用卵巢抑制，应该在化疗前就决定，而不应该在化疗后，因为化疗后它可能会一过性地降低，用（卵巢抑制）可能是误用。所以我觉得有时在医疗决策的过程中，其实有个前因后果。另外一点，有些人可能是拿相机记录下来的数据，但别忘了，在提问的时候，提问主席其实已经把话题变了，说，假定是什么条件的时候。那么，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少留点遗憾，当然好在因为大家都在解读，我也更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实际来运用。当然，我们这次大会也有一个可以弥补遗憾的地方。我们会让全场参会的所有医生来按表决器。我们来重新对一些关键问题表达中国医生的声音，同时，会有一些国内的专家来做一些点评。我相信我们会更好地吸收其中的精华，来更好地用于临床的实践。